李书记一边细心地看材料，一边听任跃进重复地说着自己的遭遇，等到看完材料，任跃进还在重复，李书记打断他的话，说：“材料我看完了，我来重复一下你的事情”，说着就快速有条理地把任跃进的事情说了一遍，中间任跃进几次想插话都插不进去，李书记讲完后，又接着说：“你的意见我看有这么几条，第一，要求政府赔偿40万元，第二要求追究当时公、检、法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是吗？”
任跃进说：“是。”
李书记问还有什么。
任跃进说：“现在官官相护，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你们解决不了我还要去北京上访。”
叶飞听了这话忽然心里感觉怪怪的，他看着任跃进，黝黑黝黑的脸庞，剔成光头后刚长出不久的头发，花白的胡子，上身着一件黄色中山装，下身套一条西裤，看着褶褶巴巴，不利落、不整洁，这人的形象，特别是语气太象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父亲，一样的倔强，一样的仇官，他猛地想起父亲那天说过的一句话-做什么都要对得起良心啊。处理这些事，如何才能对得起良心，叶飞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秘书只是领导做事的辅助工具，没有什么自主权，从这一点来说，秘书的善恶对错往往取决于领导，如果领导无恶不作，秘书的作用就是为虎作伥。
他想到这里，忽然听到李书记换了个话题问任跃进：“你现在收入来源是什么？”
任跃进回答说：“哪有什么收入，我们老百姓不就靠那点地吗？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李书记又问：“家里几口人？”
任跃进说：“家里哪有人，我被判刑后，老婆跟了别人了，儿子也三十多岁了，平时给别人跑出租，也挣不了几个钱，到现在还没成家，因为我的事，到现在也不认我。”
李书记婉惜着：“您啊，要抽出时间给孩子张罗张罗，早点让他结婚有个家，这样他就认你了。”
任跃进听了，内心有些伤感：“我们这样的人家也没有人敢来。”
李书记说：“这个放心，您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两天后我给你个答复，先这样行吧。”
任跃进听了就有些激动：“你们当官的总是这样，每次都是这样打发我们老百姓。我不走，你现在就给我答复。”
李书记笑着说：“您别误会，我不是应付你，你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年了，你上报的材料我要召集相关部门去核实一下吧，你的要求我要召集相关的部门研讨一下吧，如果能立即解决，也不用你等到现在了，这样吧，后天答复你，行不行？”
任跃进说：“那我就在这里等到后天，我哪也不去。”他于是又开始重复讲自己的不幸。
李书记拦住他的话，再次替他快速重复了一遍，问：“还有没有其他要说的。”
任跃进梗着脖子不说话，看来他要表达的意思李书记全都掌握了。
李书记说：“请你相信我，我是市委副书记李军，今天是6月17日，6月19日那天我准时在这里答复你，要不然你骂我都行。”
张军局长听了就带头笑，其他人也都笑，氛围搅和地缓和了，任跃进的情绪也稳定了一些，说：“我就等你两天，如果骗我，我也不骂您，我直接到京城。”
李书记说：“相信我，老人家。”又转头对张立军说：“我先走，老人家还有不明白的，就请张局长解释，你们是一家子啊！”说完就笑着离开，大家也笑着欢送，氛围十分融洽。
叶飞陪着李书记走出房间，里面的笑声戛然而止。
李书记走进另一间办公室，这是两名副局长的办公室，两位副局长诚惶诚恐的站过来迎驾。
李书记这是换了战场，刚才如果不走，今天一天都要和任跃进纠缠，不能再接访其他群众了，所以李书记就主动撤退换了房间。叶飞于是暗自总结，其实撤退也是一种胜利。今天共接访了七位上访者，基本上都是民告官的，叶飞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民不聊生是官员们造成的。这些上访的人员，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由于长期上访而变得有些神经质，情绪很不稳定，像要爆的火药桶。
倒有一个例外，原是一名少数民族法官，叫别克扎里，以前一直在审判着别人，三年前因为强奸罪被判刑，普通人可能要判个十年八载的，由于他在法院系统工作的缘故，加上他的老哥哥是地区行署副专员，上上下下斡旋了几次，最后判了他三年，后来又以身体不好为由保外就医了，所以实际上别克扎里法官其实没有坐过牢，只是工作保不住了，不能再为人民断案了。他的专员哥哥心疼弟弟，本想再给弟弟找份工作，哪知道，天有不测风云，自己被调整到政协任副主任，成了闲职，弟弟工作的事一直就没有办下来。别克扎里很不服气，今天又来上访，他说：我为党工作二十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位上就因为我的一点错误就开除了我，我们党的政策不是说不管是谁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吗？你们怎么执行的？我要求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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