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薛老爷子还真是不容易！”柳钢听完薅羊毛的故事以后感叹道，“他们祖上没给他留下房子吗？怎么会一家人住在牛圈里呢？那能住人吗？”
柳钢的疑问真不少。
“他们家怎么会没有房子呢？”杨浩宇说，“好几套大院子，都是几进几出、雕梁画栋的。”
“那怎么不住进去呢？”年轻的柳钢根本不了解过去的历史。
“早在解放前都被打了土豪了！”杨浩宇惋惜地说，“那些房子是三姓寨最具代表意义的古建筑，而且都集中连片地分布在莲花坪，如果能够存续到现在，那绝对是远近闻名的古建筑群旅游景点了！”
“有那么好吗？”柳钢不相信在深山老林里的三姓寨会有这样的建筑。
“当然了，我也没有见过。”杨浩宇说，“但是三姓寨上了年纪的老人，好多人在解放前都是他们家的长工或者是雇农，时常进出薛家，有谁不知道薛家大院的气派与奢华的？”
“打土豪分田地时，薛老汉几个叔叔伯伯们的院子都被拆分了，东家分一块砖，西家分一根梁，被拆解的干干净净，就连原来宅子的地基都被重新挖开，改成了水田了。”
“就没给他们留下几间遮风挡雨的房间住吗？”柳钢问，“薛家那时候的人口也不少吧？”
“可不是嘛！”杨浩宇说，“不算那些被遣散了的佣人、丫鬟、老妈子和长工，光是薛家自家的男男女女加起来都有上百口人呢！早年间薛家有两房因为读书和做生意分别跑到了汉口和上海，从那以后就杳无音信了，至今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留在三姓寨莲花坪的几十口薛家人都被赶到各自原来的工具房或者是一些偏房去暂住去了，而后来不久他们全部都搬走了。”
“到了解放后，薛家人死的死，嫁的嫁，在三姓寨剩下的就只薛老汉他们一家独脉了。”
“薛老汉那时已经三十多岁了，之前的两个老婆都在解放前夕跑了，一个跟了棒老二，听说是在剿匪时摔下悬崖死掉了，另一个老婆跟着自己的父母一起跑回了重庆，再无音讯了。”
“他父母生他的时候都还不到二十岁，所以家里遇此劫难时也都才五十多不到六十岁，身子骨都还很硬朗。”
“家里的房子就是被他老子给分掉的，这个咱们在后面详述。”
“当时他们家只剩下莲花坪河滩地旁边的一间工具房，原来是作为农忙季节堆放农具和杂物的土墙茅草房，最多也就二十多平米，薛老汉的爹老薛同志就让他把这间屋子收拾收拾，一家三口人就这样住进去了。”
“也就是在这间房里，薛老汉在政府的帮助之下迎娶了他的第三个老婆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个妻子——三十多岁还未出嫁的朱家二小姐。”
“经历过岁月洗礼和人生磨难的两个人很是恩爱，他们把又小又破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屋子里的简单家具摆放的整整齐齐，村里给它们分的自留地种满了瓜果蔬菜。”
“薛启瑞的父亲薛志高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出生的，朱二小姐在生薛志高的时候难产加上大出血，就那样年纪轻轻地就走了。”
“薛启瑞的父亲薛志高还不到三岁时，那间破工具房年久失修，彻底垮掉了，薛老汉就带着他的父母及薛启瑞两三岁的父亲薛志高住进了甑子包脚下阴峪河边上的一个岩屋里。”
“他们在岩屋周边开垦了一些荒地，种上一些蔬菜和粮食，薛老汉就摇着一艘舢板船，在阴峪河上打鱼为生。”
“我们家与他们家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交好的。”杨浩宇说。
“哦？为什么？”柳钢问道。
“我高祖姥爷刘长生当年也在莲花坪渡口上摆渡为生，会造船、会织网，当然也会撒网捕鱼了。”杨浩宇回忆道，“薛老汉的父亲就是跟着我年迈的高祖姥爷学会了这些养家糊口的手艺。”
“哦！原来薛老汉还是你高祖姥爷的关门徒弟呀！”柳钢感慨道。
“没有拜过师，也不曾叫过师傅，但事实确是如此。”杨浩宇继续讲道，“这个咱们后边说吧！”
“咱们先谈谈他们家是怎么住进牛圈的，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他们家住的那个牛圈是刚解放不久搞大集体时由生产队组织全体社员共同建造的。”
“牛圈就建在甑子包半山腰的一个垭口上，属于官坪人民公社的公共财产。”
“生产队最初的设想是能够在这个牛圈里圈养下至少四头水牛、四头黄牛共计八头牛，另外还要能够容下二三十只羊与牛儿们混养。”
“为什么是四头水牛四头黄牛呢？”柳钢说，“难道就不能再多养一些吗？”
“因为那时候最主要的事情是抓粮食生产，目标是要交完公粮后还能够保障全生产队的人全年不挨饿。”杨浩宇一想起自己小时候挨饿的情形就不寒而栗，“养水牛是为了犁水田，而黄牛则用来犁山坡上的旱地，四头水牛和四头黄牛基本上能够保障农耕时节所有田地的犁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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